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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151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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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名字，她是三角形的。我叫她安静些，或者说出那些恒信的事物。—佚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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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情链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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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之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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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文集 鲁迅文集电子书库,感谢旗文软件提供电子书库源代码,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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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墨迹选 鲁迅在书法上的造诣极高，对书法、美术有着很高的鉴赏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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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鲁迅纪念馆
luxunmuseum@163.com
2004.8 制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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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先生的： http://cul.book.sina.com.cn/focus/luxun.html
先生故居：http://www.luxunhome.com/
作品阅读：http://www.tianyabook.com/luxun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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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先生自传
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。父亲是读书的；母亲姓鲁，乡下人，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。听人说，在我幼小时候，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，并不很愁生计。但到我十三岁时，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，几乎什么也没有了；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。我于是决心回家，而我底父亲又生了重病，约有三年多，死去了。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；我底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，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，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，——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
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。
其时我是十八岁，便旅行到南京，考入水师学堂了，分在机关科。大约过了半年，我又走出，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，毕业之后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。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，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。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。我于是进了仙台(Sen-dai)医学专门学校，学了两年。这时正值俄日战争，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，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，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……先提倡新文艺。我便弃了学籍，再到东京，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，但都陆续失败了。我又想往德国去，也失败了。终于，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，我便回到中国来；这时我是二十九岁。
我一回国，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，第二年就走出，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，第三年又走出，没有地方可去，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，到底被拒绝了。但革命也就发生，绍兴光复后，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。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，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，移入北京；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，师范大学，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。到一九二六年，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〔2〕政府去告密，说我不好，要捕拿我，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〔3〕的帮助逃到厦门，去做厦门大学教授，十二月走出，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，四月辞职，九月出广东，一直住在上海。
我在留学时候，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。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，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，做来登在《新青年》上的。这时才用“鲁迅”的笔名(Pen-name)；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。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：《呐喊》，《彷徨》。一本论文，一本回忆记，一本散文诗，四本短评。别的，除翻译不计外，印成的又有一本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和一本编定的《唐宋传奇集》。
东京：1902--1909 □高远东
1902年4月至1909年7月，鲁迅在弘文学院、仙台医专、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曾学过日语、医学、德语，在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、东竹町的中越馆乃至西片町十番地的“伍舍”————夏目漱石搬走后鲁迅等5人合租的一幢二层小楼等地亦曾脱清衣、着和服，出没于日本桥神田本乡一带的书肆；也曾到亡命日本的章太炎处听讲《说文》，但这些陈迹，在关东大地震和二战期间美军的大轰炸之后，早已荡然。1934年周作人来访旧，就不胜唏嘘。
与东京相反，鲁迅在仙台虽只呆过不到两年时间，但仙台医专(即今天的东北大学)却辟有纪念馆来专门保存鲁迅就学的“迹”，连当年发生“幻灯片事件”的阶梯式大教室也保留着。仙台本是放逐鲁迅之地，留日8年，“幻灯片事件”及本地同学的唧唧喳喳，可谓比东京弘文学院的强人拜孔子更令鲁迅厌恶，却只因为藤野先生一人，此地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。踏足仙台，一方面在市博物馆旁可见到青铜浮雕的“鲁迅之碑”和周围的纪念植树，另一方面又有刺目的护国神社、昭忠塔以及沿袭排斥鲁迅的“仙台精神”的标语：“向已化作我国永久和平基石的英灵致敬！祈愿第六十一次伊势神宫式年迁宫成功！让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继续下去！让北方四岛的回归早日实现！”(意译)令仙台及日本人感激涕零的“英灵”，就是到我们的土地上烧杀奸淫的强盗。
藤野先生不能代表仙台的本质，至少不能代表鲁迅感受到的仙台的本质。鲁迅对他的感念和发现，或许只是对其“真的人”的理想的一种肯定、追寻和寄托。这对于仙台和日本，不仅不是赞扬，反而是一种批评。
从仙台回东京后，鲁迅虽挂名德语学校，却几乎从不去上课，而是投身于中国“人”精神改造事业的磨砺之中。他也参加革命团体“光复会”的活动，但更多的却是搜购西方思想和文艺书籍来钻研、学习；也对创办文艺杂志《新生》倾注极大的热情，但真正称得上留学结晶的却是《人之历史》、《科学史教篇》、《文化偏至论》、《摩罗诗力说》、《破恶声论》等论文及与周作人共同翻译的两册《域外小说集》。
我们知道，鲁迅的东渡，本抱“科学救国”目的赴学，也就是说，他是来学医而非来学日本的。但经历“弃医从文”的蜕变后，他的精神旨趣从普遍转向了特殊，从科学转向了人文，但其重要的思想主题“精神界之战之战士”和“摩罗诗人”的形象来自欧洲，与“东洋”无涉，而日本学者关心的中日文化之“命运共同体”的使命感之类，则从未进入其思想视野。伊藤虎丸在《亚洲的近代与“个”的思想》一书曾指出，鲁迅留学日本最大的收获，在于通过接触日本流行的思想和文艺思潮，找到并确立了思想的原点“个”的自觉，“人”因此从家族、国家乃至阶级、党派的管束中解脱出来，获得了独立和自由，成为了主宰。这使鲁迅一下子跃居亚洲思想的前列。但我们也知道，所谓“个”的自觉，其实是鲁迅从尼采、施蒂纳、克尔恺郭尔、叔本华等人那里“拿来”的，鲁迅对亚洲思想的真正贡献，或者说对“东洋”思想的根本改造，不仅在以“个”的自觉作思想的原点，而且在于把它引入了相互关系领域，把单向的“成为主体”发展为“互为主体”的关系格局。
1909年7月，鲁迅怀着创办《新生》失败的记忆回国了。作为“逃异地，走异路，寻求别样的人们”生活的最重要部分，8年留学给了他太多的“异”感：“医学救国”梦的破灭、深入20世纪文明“根柢”的上下求索、做“真的人”和做“奴隶的奴隶”的极端经验、“精神界之战士”坐标的确立、并非“振臂一呼，应者云集”的浪漫英雄的自省等等，这既赋予他反省和批判中国传统的方向，也使他在寻求“立人”、“立国”的精神和方法时远离了“异地”日本———这个使鲁迅初步成为鲁迅、却未遗留下任何“旧居”的地方。
绍兴：1910-1912
很少有一个城市如此紧密地和一个名字联系在一起。走在绍兴街头，“鲁迅”的名字随处可见：鲁迅路、鲁迅图书馆、鲁迅中学、鲁迅小学、鲁迅幼儿园……当地和鲁迅有关的地名与机构，据说不下30个，而该市最大的一个城市广场，最近也有了以鲁迅命名的打算。
今日绍兴，鲁迅不仅是文化巨人，而且还成了一个含义宽广的文化符号。对于政府，“鲁迅”是张免费的城市名片；对于旅游业，鲁迅是该市旅游资源的源头；对于商界，鲁迅及其作品，则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财富。
鲁迅路西段称得上是“鲁迅牌”产品的展览馆：百米来长的一段路，店铺总有10多家：“鲁镇牌”糟鸡、酱鸭专卖、“七斤嫂”乌干菜、“华老栓”土特产、“孔乙己”土特产有限公司、“孔乙己牌”茴香豆、“祥林嫂牌”茴香豆……
名叫“咸亨”的酒店有好几家，名头最大的咸亨酒店，一碟茴香豆6元，一盘霉干菜烧肉10多元，如果“孔乙己”们在世，恐怕今天也不敢随便进去，可外地游客仍一批批往里拥。
鲁迅纪念馆是全国5家鲁迅纪念馆中较早成立的，建国初期，当地政府即着手对鲁迅故居进行修缮保护。据副馆长裘士雄先生介绍，鲁迅1919年将全家从绍兴迁到了北京，新台门的故居卖给了别人，家具都送给了亲戚朋友。
穿过鲁迅故居深深浅浅的几进房屋，到头，就是百草园。
三味书屋的入口处，有几个铺子出售珍珠项链、纸扇等工艺品，里面不大，其实只是几间房和一个小小的庭院。“三味书屋”的匾还在，匾额下的那幅《松鹿图》，据说已是复制品，刻有“早”字的课桌，靠在房间一角，据说是依当年的原样仿造的。
裘士雄介绍说，过去这里全是民居，一条青石板小路，这边人晾衣服，衣架能够着对面的屋檐。1972年，听说访华的尼克松可能来绍兴，上边一声令下，连夜施工，民居很快被拆掉了，一个月后，这里变出一条宽阔的马路。
“水乡”绍兴自古就有水乡之称，水道纵横，桥梁众多，乌篷船是主要运输工具。绍兴城区地道的小桥流水，只有八字桥一带还依稀可见。长庆寺在鲁迅故居以北，童年的鲁迅常来此游玩，从这片低矮的青瓦房向北望去，只见两栋高楼拔地耸立，那是人民银行大楼和亚都大厦，把民居衬得更加矮小了。
记者来到绍兴西部的东浦镇，站在一条水道边，满以为能看到仍在使用的乌篷船，却见到了68岁的邵康建老人，他驾着机船，刚刚从绍兴帮人拉货回来。他的船已是当地还在开动的最后一艘了。
安桥头是鲁迅外婆家，当地的农家风情，鲁迅在《社戏》等作品中有最动人的描述。鲁迅当年坐船的三四个钟头路程，如今坐车只要1个小时就到了。从下车的地方到鲁迅外婆家，还有1里多路，道路两边是十几栋别墅和厂房，彩色的墙砖和黑玻璃幕墙，在正午的阳光下分外晃眼。 村里似乎看不到一个年轻人。在故居门口，六七个老头正坐在石头槛上聊天，他们说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。
闰土的子孙们我见到了章贵，这位“闰土”原型的孙子，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的岗位上退休后，正安享晚年。他的儿子，则是当地一家证券公司的“红马甲”。
我在鲁迅纪念馆前遇到了一个农民，满脸皱纹，满头灰白相间的头发，拼命地蹬车。他叫王保庚，绍兴具鉴湖镇江家楼村人。他家原有的2亩地，已在郊区城市化的浪潮中被吞没了，儿子女儿还没有成家立业。他的容貌，尤其是神态，像极了木刻画中的闰土。
北京：1912--1926 □南方网-南方周末记者夏辰
鲁迅全集中的日记始于1912年：5月5日，“约七时抵京”；6日，“移入山会邑馆”，“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肥虫(臭虫)三四十，乃卧桌上以避之。”山会邑馆即绍兴县(会)馆。会馆是进京参加会考的同乡举子或京官居住的公寓，不必交房钱，只需在年节给看房的长班赏钱。鲁迅在会馆长居7年半，起先住藤花馆，因不堪喧闹，1916年搬入补树书屋。补树书屋
是一所相对独立的小院，因为在院中的槐树上吊死过人，才没有被人抢住。补树书屋有4间朝东的正房，和两间“北向小舍”。鲁迅先住正房的南屋，后让给周作人，自己移住北屋。北屋因为有两间“小舍”的遮挡，光线较暗。《狂人日记》就是在这里撰就的。如今的补树书屋还能认出眉目。
绍兴会馆在南半截胡同，出门北行右折出来，是所谓北半截胡同，已经是临街的附路了。十字路口就是菜市口。沿北向的宣武门大街上行，临近西单时左拐是教育街。教育街3号，当年是鲁迅就职的民国教育部，早年的清朝学部，如今是武警招待所。院中尚有一段长廊及左右各一间办公室是旧貌。那当年的教育总长及次长的办公室，如今是一家招待所的食堂。教育街往南一条平行的小街是新文化街，45号是当年的女师大，如今是鲁迅中学。校舍一律是旧貌，仍然是洋灰色。
沿西单大街向北，近西四向左，是砖塔胡同。砖塔胡同61号院(现84号)是鲁迅在北京的第三处居所。鲁迅在此借居9个月，月租是8元。与八道湾的阔大比，砖塔胡同的3间平房尤其局促。
由西四向东到沙滩，五四大街29号的红楼，是当年的北大一院。鲁迅从1920年12月24日开始在这里授课，直至1926年8月离开北京。长驻于此的国家文物局业已搬迁，还有文物出版社等单位尚在。大门上张挂着“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筹备处”的牌子，门口墙上的文物标志牌注明：“李大钊、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工作过。”红楼的地下室是印刷厂，一楼是图书馆，东侧有李大钊纪念室，西端有《新闻纸阅览室》，标明毛泽东在此工作过，月薪8元。
由西四向西到阜成门内大街，最西端的北向胡同里是鲁迅博物馆。鲁迅在京的第四处旧居———西三条胡同21号院，被围于其中。
由西三条向东到赵登禹路，再北行，近西直门内大街右拐是曲曲弯弯的八道湾胡同。八道湾11号是鲁迅在京的第二处旧居。1919年11月，鲁迅与周作人夫妇迁入这座以3500元购置600元修缮的大宅院。12月29日，鲁迅接母亲、朱安及周建人一家阖家入住。八道湾11号分三进。一进的左手三间是外客房，是鲁迅写作《阿Q正传》的地方。二进的三间正房，右侧是朱安卧室，左侧是鲁母的卧室，中间是吃饭的堂屋，冬季时鲁迅亦在堂屋后侧木炕上睡。左手的西厢房三间，鲁迅曾暂居过。鲁迅搬走后，周作人改作了书房，取名“苦雨斋”。三进一排九间房，最为高大。西侧三间是周作人一家，中间三间是周建人一家。东侧三间是内客房，最东一间曾住过爱罗先珂。如今的房主是1950年搬入的81岁的张淑珍老人，在这所大院的36户人家中，她是居龄最长的。年龄最长的82岁的赵光存是位退休工人，每日价写写画画，偶尔还可以卖些给来访的外人。他就住在鲁迅写《阿Q正传》的房子里。
1923：寂寞与痛苦 □止庵
1923年8月2日鲁迅日记有云：“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。”此前两周，周氏兄弟失和。这件事在鲁迅心理上造成何等影响，我们不得而知，反正从9月起，他就大病一场。砖塔胡同居所逼仄，并非久栖之地，不久他开始四处看房。10月，买定西三条二十一号旧屋，此后，过户、立契，又费去不少工夫；接收房屋，已在转年1月，而尚须大加修缮。据
鲁迅日记，买房付洋八百，修屋工值却超过千元，可以想见工程之巨。总而言之，过去几年间那种安定舒适生活，一时已不复存在。这一年在鲁迅创作史上，几乎是空白。这显然不能完全归之于上述因兄弟失和而起的一系列事件。整个上半年，鲁迅作品就寥寥无几。1922年12月3日，编得小说集《呐喊》，并写《自序》一篇，小说写作随之告一段落；本年1月13日，写了《看了魏建功君的〈不敢盲从〉以后的几句声明》后，“随感录”式的短评，亦复中止。1月11日所作《关于〈小说世界〉》有云：“我因为久已无话可说，所以久已一声不响了。”不如用来描述此后情形更其恰当。看鲁迅上半年的日记，除上班、讲课、朋友应酬外，很多时间都用来抄补旧书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绍兴会馆寂寞的抄碑时代。也许对鲁迅来说，创作上的一个阶段，自此年伊始已经结束。就在移居砖塔胡同当月，《呐喊》由新潮社出版，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味。 )
此前鲁迅已因《呐喊》中的篇章而名满天下。多年以后，他在《〈中国新文学大系〉小说二集序》中回顾说：“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，《狂人日记》，《孔乙己》，《药》等，陆续的出现了，算是显示了‘文学革命’的实绩，又因那时的认为‘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’，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。”这时，鲁迅只写了《风波》以前各篇，顶顶轰动的《阿Q正传》尚未面世，由此可见天下之于鲁迅，是如何翘首以待的了。
作为学者，鲁迅在北京大学等处讲授中国小说史，这是他潜心多年、创见最大的学问。移居砖塔胡同后，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上下册先后整理出版。在成为小说家和思想家以前，鲁迅乃粹然一学者；现在小说与思想方面暂且隐晦，似乎一时退回到多年前那个粹然学者了。
1924年9月24日鲁迅给李秉中————当时几乎还是陌生人————写信说：“我喜欢寂寞，又憎恶寂寞……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，我极憎恶他，想除去他，而不能。”看鲁迅日记，并不乏造访者、来信者、学生、朋友；买屋、修屋、讲课，亦非无事可做，但都不能消除他的寂寞，正如《野草•影的告别》所说，他乃是“彷徨于无地”。
从鲁迅重新开始的写作中，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寂寞，他的痛苦，他对寂寞的驱除。1923年12月和1924年1月，鲁迅分别做了题为《娜拉走后怎样》和《未有天才之前》的讲演；二三月间，西三条的房屋着手修缮，稍得空闲，鲁迅接连写了4篇小说：《祝福》、《在酒楼上》、《幸福的家庭》和《肥皂》。这对他来讲，标志着整个创作生涯中新的也是最重要的阶段的来临。5月迁居西三条后，写作进入高潮。
自此至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，鲁迅创作了小说集《彷徨》，散文诗集《野草》(除《题词》外)，论文集《坟》的后半部分，杂文集《华盖集》、《华盖集续编》(除《上海通信》和《续编的续编》六篇外)，《朝花夕拾》的前五篇；除完成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外，还再次校订了《嵇康集》，翻译了《苦闷的象征》、《出了象牙之塔》和《小约翰》。
较之《呐喊》与《故事新编》，《彷徨》更是鲁迅小说的顶峰之作。以《娜拉走后怎样》和《未有天才之前》而开始的《坟》的后半部分，文化批判最为深刻，晚年杂文中此种意味，即根植于此。鲁迅的论战艺术，亦即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文方式，在《华盖集》和《华盖集续编》中表现得最机智，最充分。而在鲁迅所有作品中，以《野草》最能揭示作者的内心深处。综合来看，此时鲁迅作为思想家，最具智慧；作为小说家，最为成熟；作为诗人，最富灵动；作为学者，取得了最高成就。正好比茨威格所说的“人类的星光璀璨时”。而所有这些，与鲁迅的寂寞痛苦大概不无关系，或许正是寂寞痛苦最终成就了伟大的鲁迅。
1927：为梦境放逐 □林贤治
1月16日，午发厦门，在海上颠簸了两天，于18日午后抵达广州。迎接鲁迅前来的，是他心里默念已久的“害马”许广平，以及不期而遇的一天豪雨。
如果说，北京和广州的生活前后构成了一支激扬的音乐，那么厦门时期则是一段短短的间奏，而且始终保持低调。在厦大，鲁迅做的大体上是总结性的工作。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和创作，就像杂文集取名为《坟》的意思那样，既是埋葬，也是保存。另一方面，他一直在与许广平结合的问题上举棋不定，于是在通信中，来回讨论了一个多月，最后总算由许广平驳回他的“牺牲”论，给了他“一条光”，这才下定放弃“遗产”即朱安女士的决心。北京南下时，两人已决定分头两年，为未来的同居生活积攒一点钱，到了厦门，不免懊恼于“有费而失了生活”；此时，恰好广州中山大学寄来聘书，他便决计提前寻“月亮”去。
到了广州的次日，鲁迅即搬入中大大钟楼。这时，他让孙伏园给好友许寿裳在中大谋了一份教职，两人住到一起。在开学前十多天，许寿裳发现，鲁迅每天同他和许广平一起吃馆子、看电影、逛公园，还有远足旅行，这种豪兴是从来没有过的。
鲁迅讲授的课程，有文艺论、中国文学史、中国小说史三门，还出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，一到开学便忙得一塌糊涂。此外，因为他是“名人”，不同的派系争取他，不同的团体拉他讲演，就像他慨叹说的，“一变‘名人’，‘自己’就没有了。”人到了这个地步，他还是记挂着他的“思想革命”，老想着同创造社的出版部合作，挑拨一下空气，在文化沙漠中开出一小块绿洲。但是，创造社的元老如成仿吾、郭沫若等，都雄赳赳革命去了，他只好自掏腰包开了一个小书店，叫“北新书屋”，专卖文艺书。这店子惨淡经营了5个月，结算时，不但没有盈利，反而亏了差不多100元，只好关门了事。如果不是讲演时见到的那般有神采，平时的鲁迅，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勤勉平庸的教师匠，或是一个笨拙的小店主而已。
他的讲演实在厉害，虽然国语不算清晰，在广东还得由许广平做翻译，而那思想的力量，却足够在止水中掀起风涛。初来时，他到香港做了两场讲演。其中，《老调子已经唱完》禁止在报纸发表，另一篇讲稿《无声的中国》，发表时也给删改得面目全非。两场讲演都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，他指出，中国的文化都是“侍奉主子的文化”，“无论中国人，外国人，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，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，要中国人永远苦下去。”因此，他要青年人喊出真的声音，现代的声音，“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”。当时的香港同北京一样，是中国最黑暗的所在，易于发挥一贯的批判思想，然而，对于“革命策源地”广州，他能说些什么呢？初来还不到一个礼拜，他就说“广州比起旧的社会，不见得有什么两样”，“红中夹白”；还说“我从来不‘革命’的，我对这种革命还有点害怕呢！”他的讲演，不断重复“革命”的主题，是对写作《阿Q正传》时期的思考的一种深化。在黄埔军校，他做了一次题为《革命时代的文学》的讲演，以革命证文学，以文学证革命，思想很是独特。关于文学的性质，他说，文学“是最不中用的，没有力量的人讲的；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，就杀人，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，写几个字，就要被杀”，所以强调指出，“好的文艺作品，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，不顾利害，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”。为此，他做出“革命人”先于“革命文学”的结论。他还把革命划分阶段，探讨革命文学与革命的关系，认为歌功颂德的文学并非革命文学，正如“奉旨革命”不是革命一样。4月10日，在广州热烈庆祝北伐军攻占上海和南京的时候，他写下《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》，警告说，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。其中“永远进击”的思想，曾在多次讲演中表述过，但是不受注意，这一回却成了可怕的预言。
黄花节的一天，鲁迅从大钟楼搬出，同许寿裳和许广平一起租住白云路上的白云楼。大钟楼大而无当，固然是搬迁的原因，还有一个因由是中大聘了顾颉刚当教授。鲁迅憎厌顾颉刚，正如憎厌研究系及其他“现代评论派”人物，政治上“反对民党”，认定“比狐狸还坏”；另外，对顾颉刚在厦大拉圈子、弄手段之类也很不满，所以确定“鼻(顾)来我走”的方针，向中大提出辞职。校方为缓和计，暂命顾颉刚外出购书，事情就这样迁延了下来。
4月12日，蒋介石突然发起“清党”，率先在上海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；15日，广州相继行动，出动大批军警，查封工会、农会、学联、妇联等团体，逮捕2100余人，杀害100余人。鲁迅一直寄希望于国民党，却想不到旦夕之间国民党会如此疯狂地杀人，简直是“血的游戏”，他说“被吓得目瞪口呆”，绝非夸大之辞。
是日下午，他冒雨赶到中大参加各主任紧急会议。会上，他力主学校出面保护学生，却遭到校方抵制。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公开说学校已成“党校”，更有何话说！次日，他捐款慰问被捕学生；至31日，向中大正式提出辞职。与此同时，助教许广平和许寿裳也辞去了各自的职务。
校方和学生各种挽留毫无作用。鲁迅杜门不出，成了大都市中的隐者。
许寿裳北上之后，白云楼成了一座空城。两颗长期为爱情所濡润为苦难所磨砺的心，此时此刻结合到一起，变得十分自然。从许广平的佚文《魔崇》所揭示的时间地点推测，当与鲁迅在此时此地开始同居。
这时，谣言起来了，一些报纸开始宣传说鲁迅“亲共”，已经藏匿起来，或者逃到了汉口。在血雨腥风之中，他不能不由自己打破这沉默。7月间，他破门而出，先后做了两次讲演，一次在知用中学，讲的是读书的事，着重“实地经验”的可靠性，意思是提醒青年不要相信“党化教育”一类的宣传。还有一次是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，而且指定是“学术演讲”。他讲了一道噜里噜苏的题目：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，指的是曹操司马氏，骂的是现实中的政治流氓，以古喻今，出神入化，精彩极了。什么“竹林七贤”，饮酒吃药，全是障眼法。此外就是写文章。从《野草》题辞开始，一口气写了一组杂感，有时同一天写作数篇，大有复仇之意。“凡为当局所‘诛’者皆有‘罪’”，这是他在文中反复中说的。
9月27日，鲁迅偕许广平乘船去上海。广州之行，用他的话说，是抱着梦幻而来，结果为梦境放逐而去。这位内心流亡者，再度把政府选定为主要的攻击目标，从此，展开一生中更为艰险的游击之旅。
上海：1927--1936□南方网-南方周末记者万静波夏辰
在上海，鲁迅曾有过三处较长时期的寓所：横滨路景云里，四川北路的拉摩斯公寓，以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。大陆新村9号自20世纪50年代起，被当地政府辟为鲁迅故居。其余的两处，迄今还有人家住着。
先去的是景云里，这条弄堂和上海其它的弄堂没什么两样。这种旧居民区，上海人叫做石库门，据说在上海的主要城区已不多见了，景云里因为是二三十年代上海文人聚集地，这才得以保存下来。
景云里入口抬头处的石头上，刻着：“叶圣陶旧居”，很奇怪，问陪伴的导游小姐，小姐也摇头说不知道。这是鲁迅在上海的第一个较长久的住所，这条不过10余米的巷子里，和他同期住在这里的，还有茅盾、叶圣陶、周建人、冯雪峰和柔石。
好不容易敲开横滨路23号房门，还没看清楚，就有一位妇女从里屋急吼吼地抢出来，40来岁的样子，一边梳头，一边堵在门口：“看、看、看！要看找政府，把我们搬走算了。”于是赶快开溜。
走上几百米，穿过多伦路，就到了四川北路的拉摩斯公寓，这里是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帮着租下的，为防止意外，当年的门上还插着内山的名片。如今那个插槽早已破了，连陈年的木头都裸了出来。敲门，没人应。从三楼转角的窗户望过去，一位老太太在阳台上，跟她说话，也不理我们。陪同的导游小姐就笑，两年前她带一帮电视台记者来这里拍纪录片，也是怎么叫也不开门，后来又打电话，又回单位开证明，最后还是居委会亲自来人这才引进门。
保存最完好的当然是大陆新村故居，安安静静的，楼面新刷了一层红漆，陈列品都是旧的原物。住所有3层，每层约30多平方米的样子，鲁迅1933年4月11日迁入这里。由6排红砖结构的三层楼房组成的大陆新村，始建于1931年，是私营大陆银行的职员住宅，遇上一位职员调离，才由内山完造出面，用45两黄金顶下来，即买下了使用权，每月还要另付租金。
这里的居民出出入入的，谁也不会多瞧你几眼，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。正好碰见上海老画家李厚，他家就和鲁迅故居门对门。鲁迅故居从50年代落成起，他就是见证人。李厚还记得小时候来这里的亲戚家玩耍的情景，他回忆住在鲁迅家的西邻(10号)，是一个白俄，在当时的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做事。东邻(8号)是日本人，门口挂着一块写着“茶”字的大牌子。
鲁迅在上海的3处居所，以四川北路为中轴线，相互间只有10多分钟的步行路程。四川北路除了商业繁华外，还是当年上海除宝山路之外的又一文化出版中心，当时著名的出版公司，如商务印书馆、东方图书馆、亚东书局、大东书局等除了在宝山路开店外，有的还把编辑部、印刷厂、分店设在这里，与鲁迅关系较为密切的北新书局、内山书店等更是直接在此开店。
内山书店旧址倒还保存着，现在是工行的一家储蓄所。鲁迅当年常去饮茶的公啡咖啡馆，也是当年左翼文化人经常聚会的地方，现在又开张了，据说还是在原址上。我去看了，在多伦路南口时装商场的半地下，虽说是上午，里面就得用上电灯。
要想忆起一些海上旧梦，四川北路不必去了，可以径直走到多伦路，这是当年左翼文人出没较多的地方，如今已被辟成“多伦路文化名人街”。路口竖了些铜像，有叶圣陶等人，里头开了些商店，卖古玩字画一类，道路很宽，两旁一处处装饰一新的小洋房，据说大部分是新建的。
虞积华老先生是上海鲁迅纪念馆退休馆员，自小就在虹口区一带长大，他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，区分是不是租界，只要看路面，柏油路的是租界，石头路的是国统区。因此他判断鲁迅的寓所都在租界附近。这也是鲁迅杂文集“且介亭”的由来，“且介”，“租界”二字各取一半也，鲁迅暗指自己住在半“租界”，也就是租界外靠近租界的地方。
在厦门和广州的日子 □南方网-南方周末记者夏辰
无巧不巧地，记者抵达厦门是9月4日，这是一个正日子：1926年9月4日，鲁迅由北京经上海南来厦门，即日移住厦门大学生物楼3楼，同住一层的先后有沈兼士、顾颉刚等。
今年又是厦大建校80周年。1921年4月6日，厦大在同属陈嘉庚的集美学校开学。5月， 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卫生部部长的新加坡华人林文庆出任校长并掌校16年至厦大改国立为止。1925年，陈嘉庚的实业达最鼎盛期，实有资产总额达1200万，使其雄心勃勃的“次期五年计划”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。1926年，厦大以重金在全国延聘名师：教授月薪400大洋，讲师200大洋，助教150大洋。其时复旦大学的校长及专任教授最高也不过200大洋。鲁迅被聘为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。
鲁迅初到厦大借住的生物楼亦是国学研究院所在，如今样貌依旧，却是后来的仿造，原楼毁于日军的炮火。鲁迅曾住的教室如今是生物实验室，临窗而望，依旧看得到海边郑成功所建的城墙。
鲁迅对厦大的形容是：“硬将一排洋房，摆在荒岛的海边”。说的是厦大的第一批校舍，一字排开的群贤楼群，依次为囊萤楼、同安楼、群贤楼、集美楼、映雪楼。鲁迅授课在同安楼，居住在集美楼。迁居集美楼使鲁迅感觉很舒服。推开北窗是五老峰和峰下的南普陀寺，推开门，楼前是荒芜的演武场。集美楼曾经是厦大的图书馆，楼下左边是藏书库，右边是阅览室。楼上右手第一间是大屋，隔成两间，由孙伏园和张颐住。孙常往广州，张常去市区，所以楼上往往只有鲁迅一人。第二间即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兼厨房及餐厅。第三间据说是钉书的工场。如今的楼上都做了鲁迅纪念馆，厦大著名的三馆之一(另两馆是生物馆和人类博物馆)。
鲁迅在广州之初也是住在学校。大钟楼是当年中大的校本部，左手是西堂文科楼，右边的东堂是理科楼。大钟楼的底层有大礼堂，1924年改组的国民党在此召开一大。礼堂依稀保持着原貌。条椅上的座位编到196号，毛泽东是39号。礼堂开过鲁迅的欢迎会，鲁迅做过演讲。选鲁迅《文艺论》课的有204人，教室容不下，也在礼堂开了。礼堂两侧的原政治训育部、注册部、出版部被辟为鲁迅陈列室和国民党一大陈列室。楼上的东侧是校长办公室、秘书室等等。西侧第一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，房间很空旷，鲁迅与许寿裳各据一角。隔壁即是教务会议室，鲁迅主持过7次教务会议，和1次紧急会议。1927年4月15日的议题是营救被捕的学生。住大钟楼虽是“优待”，但苦于人来人往，鲁迅迁居白云路的白云楼。租了4室1厅带厨房、卫生间的套房，与许广平、许寿裳同住，终于接近安居的水平了。楼上看得到珠江，现在是看不见了，西侧有一小河，东濠涌，还在。白云楼的鲁迅旧居，如今由一家3兄弟分住着。白云楼当年建的是邮局的宿舍，现在还是。加盖了1层，成了4层楼。
鲁迅预定在厦大做两年，只停留了4个月，在广州住了9个月。
1934：绝望的抗战 □王晓明
鲁迅到上海已经7年了。他现在租住着虹口大陆新村里的一幢3层的楼房，虽不怎么宽大，但有许广平悉心照料，还雇了两位年老的女佣，做饭，洗衣，地板和楼梯擦得干干净净。他依旧是深夜写作，上午酣眠，白天家里静悄悄的，衬得后面厨房里的砧板和锅碗之声格外清晰，直到5岁的胖乎乎的儿子海婴从幼稚园回来，以他活泼的喧闹充塞全屋。
他早就不再写《阿Q正传》和《孤独者》那样的小说了。但他手中的一支笔，依然有力地牵引着读者的视线。从1933年起，他向上海最大的报纸《申报》的“自由谈”副刊投寄杂文，都是千把字的短文，也不署“鲁迅”这个名字，还不断地变换笔名，读者却还是很快认出了他，以至凡有他的短文的报纸，街头的零售额都会明显增加。甚至无需等到印刷完毕，在排字房里，他的文笔就会被认出来，得到特别仔细的校阅。不用说，他因此每每得到最高的稿费，譬如“自由谈”上发表的杂文，别人的是千字3元、5元，他的是千字10元。在1934年，10元钱足够买100斤大米。自从40年前离开故乡、辗转各地，他此刻的生活是最安逸的了。
可是他并不愉快。自从1930年，在一个他早早就离开了的场合，他被莫名其妙地推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“自由运动大同盟”的发起人，接着又成为更重要的“左翼作家联盟”的名义上的领袖，国民党政府越来越讨厌他。先是浙江的国民党党部向“中央”呈请通缉“反动文人鲁迅”；接着是从1934年起，政府的图书审查机构连续查禁他的著作，从《二心集》、《南腔北调集》之类的年度文集，一直到《鲁迅杂感集》那样的选本，都不准发行。再后来，网越收越紧，他到上海以后的几乎所有杂文集，都被打上了黑叉。当然，国民党的最高当局对他还是有几分尊重，并不想真对他怎么样。据说蒋介石还不止一次让人传话给他，想笼络他。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，当内山书店的老板为了那通缉令替他担心时，他笑笑说：“不要紧的，如果是真的要捉，就不下通缉令什么的了。……就是说，有点讨厌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。”在1934年的上海，官方对文化行业的控制远不如后来那么严密，尽管有那么些禁令，鲁迅还是能不断地发表文章————当然常常得用化名；也还有一些小的出版社，敢悄悄地印行他的著作。对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，最重要的是能够写作，能够发表，其他的事情，包括官方的一般性的敌意，他确实是不怎么在乎的。但是，30年代上半叶错综复杂的内外形势，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派系林立和机构混乱，使人很难用常理来推断政府对它讨厌的文化人的政策。看上去松松垮垮，不怎么严酷，有时候却又会突然下起毒手来。譬如1931年，官方的军警就一举捕杀了柔石等5名文学界的共产党人。1933年“蓝衣社”特务暗杀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总干事杨杏佛以后，更有人放出风声，说鲁迅也被列入了黑名单。更何况，鲁迅又是一个遇事总要把最坏的一面都想到的人，他理智上知道也许“不要紧”，但还是不免要时时紧张。从与他相熟的柔石遇难的那一天起，只要风声一紧，他就会离家躲避。到了1934年，他更差不多已经习惯了一种半秘密的生活方式：他住的这幢房子，是通过熟识的日本朋友出面租赁的；他不向陌生人公开自己的住处，除了少数可以信赖的人，也不在家中会见访客；所有的信件来往，都通过附近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，他情愿每天去书店取寄；空气紧张的时候，他甚至连窗边都不坐，怕被人认出来，他对自己的人身安全，其实是没有多少信心了。
柔石被害，他怒不可遏，在“左联”秘密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，直斥政府是“灭亡中的黑暗的动物。”杨杏佛的惨死，更激起他一种拼死相搏的冲动，他坚持去送殓，早上出门的时候，还特意不带家门的钥匙，以示赴难的决心。
在1934年的中国，朝野上下多已经知道，鲁迅是明确地站在官方的对立面，不会妥协的了。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的国度里，做一个经常与官方对立的知识分子，这本身就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但鲁迅此刻碰到的，却是一个更大的难题。自从将国民党政府视作是黑暗的力量，他对那与国民党正面对抗的共产党，就自然觉得特别亲近。他熟识的几位文化界的共产党人，柔石，瞿秋白，冯雪峰，还有胡风，也都以各人不同的气质和品性，赢得他的欣赏和敬重。因此，进入30年代以后，他越来越明确地将共产党人看作自己的政治盟友，愿意与之协同作战。可另一方面，他毕竟是一个习惯于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，既将中国的历史看得太透，对现实的感觉又太敏锐，一旦盟友暴露出某些出乎意料的别的品性，他就会特别受伤害。
还在1930年，他刚成为左联的名义领袖，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李立三，就来向他布置任务了：“你在社会上是知名人物，有很大影响，我希望你用周树人的真名写一篇文章，痛骂一下蒋介石。”他开始还委婉地回答：“文章是很容易写的。……不过，我用真名一发表文章，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。”不料李立三说：“这个问题好办！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轮船，其中也有苏联船，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苏联去了……”好像把鲁迅看作一枚炸弹，这让他大受刺激，一口就回绝了，回到家中还忿忿不已。从青年时代在东京参加光复会起，30年来，他目睹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党和造反者，如何视他人为草芥，“一阔脸就变”，革命成功以后，变得比昔日的统治者更加暴戾。如今到了上海，这些阴暗的记忆竟又一再被唤起，到了1934年，“左联”中一些年轻人的偏狭和粗暴(甚至化名写文章骂他)，已经使他忍无可忍。先是在私人通信中，接着在公开的文章里，他激烈地反击说：“倘有同一营垒中人，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，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，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。”
正是在这里，鲁迅再一次显示了他的伟大：他没有因为置身严酷的社会战场，便被眼前的功利需要束缚住手脚，凡是盟友就一概拥抱，虽然有时也隐忍，也避让，可一旦超过了限度，他就会拍案而起，针锋相对，即便为此而别扭，而尴尬，他也在所不惜。当然免不了寒心，甚至有很深的悲哀，他却始终没有退出战场，即便只剩下一个人了，绝无取胜的希望，他也要独战到底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是“绝望的抗战”！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，向后人遗赠这样“绝望的抗战”的精神的，惟有鲁迅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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